国宝重器云集，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聚首国博 | 同城展拍

9月1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主办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博北8展厅开展。

展览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及其他珍贵文物，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鼎，是上古时中国人的炊煮器，后来演变为礼器，成了权力和礼制的象征。它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核心类型，既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内涵，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审美艺术和科技成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许多此时出土的青铜器遭遇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如大盂鼎和大克鼎曾为避免被日寇劫掠而埋入地下；子龙鼎曾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聚首国博

展览五大亮点

重器云集，三大青铜圆鼎集中亮相；

角度丰富，全面呈现青铜鼎的深厚内涵和文化魅力；

重点展品裸展，与观众“零距离”；

重点展品全面呈现，深入解读，让观众看懂青铜器；

展览将综合利用新媒体技术，让广大观众可足不出户，在手机和电脑上欣赏展览相关精彩内容。

子龙鼎——体积最大商代圆鼎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子龙鼎

历遭劫难——大盂鼎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

镇馆之宝——大克鼎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

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

鼎最初只是一种烹煮和盛装肉食的饮食器具，在祭祀、宴乐、朝聘、会盟、婚丧等礼仪场合广泛使用，逐渐被赋予特殊的礼仪、文化、等级、信仰属性。

先秦时期，不同身份、级别的贵族，使用鼎的规格各有不同，这在其体量、形制、器物组合关系方面多有体现。尤其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相对严格的用鼎制度，成为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表征。

鼎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品味。

㺇簋

南宫柳鼎

禹鼎

任鼎

遤鼎

拓片是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铸刻的文字、图案拓印在宣纸上形成的，是传统金石学对青铜器和碑刻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其朴拙典雅的古风，亦为世人所推崇，成为一种格调颇高的艺术品，历代金石学者和文人雅士竞相收藏鉴赏，蔚然成风。

大克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大盂鼎铭文拓片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拓片三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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