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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幕味儿 20-12-01 关注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但一股暖流悄然而至。
2020年11月20日,凛冽的寒风中,一只红色的“气球”飘进了各大影院。“信仰与现实如何抉择?”的海报宣传语,激发了大家的讨论热情,《气球》更在万玛才旦导演“全国路演首映”的加持下,创造了低迷的淡季影院座无虚席的盛况,点燃了广大影迷仪式感般的观影热潮。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太原星际影城(世贸中心店)VIP3号厅 《气球》映后
而映后交流的活跃与热烈,更是将观影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让见多识广的影院经理都惊诧不已:“一般影片提前15天宣传、预热、预售都很正常,我本以为这次是一部小众艺术电影,估计得一周左右才会有回响,没想到第三天,竟然有朋友请求我给留一张站票。我后台一查,已经售罄了。看来万玛才旦导演的影响力太大了,他的影迷是真正的铁杆。”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影片放映过后,等候万玛导演《气球》同名小说现场亲笔签名的长队中,意犹未尽的影迷们难掩观影的激动心情,依旧在热烈地讨论着片中的情感表达与意象呈现。一名观众如是描绘道:“我总感觉有一只红色的气球,飘荡在影院的上空,让我不由得就想去抬头望一望,还仿佛总能看见,而且在我眼前久久不去。”
一如既往,万玛导演的新作依然遵循着他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创作母题,包括对宗教与世俗、性隐晦与生育权等的探讨,特别是这次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关注。这些主题之间有冲突与矛盾,也有重叠和联系,比如,当现代化的解决手段(避孕或引产)与宗教和传统文化相冲突时,没有人能在信仰与现实生活困境的矛盾里给出选择或答案。而影片也不对这些元素作出评判,只是实景化呈现出了藏地普通百姓在这些元素影响下的生活状态和处境。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气球》是万玛才旦首部女性视角作品,也是他继《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的又一部藏地电影力作。
在《气球》中,既有对于浓烈的生命意识的深刻探讨,也有对自然生死观念的直观反映。影片通过戏剧冲突的方式,让主人公在宗教信仰和自身的生存现实中做着抉择。导演通过视听语言来表达藏地居民生活的矛盾和纠葛,通过将普通家庭中人物的内心、情感、精神世界与家庭伦理淋漓尽致的呈现,唤起人们对于藏地、藏民的关注,展现民族风貌与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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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的故事,发生在美丽的青海湖畔。在一个空旷辽阔的草原牧场上,住着牧民一家三代六口人:爷爷,父母还有三个男孩。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年少无知,好奇地偷走了父母藏在枕头底下的安全套,在陪爷爷放牧时,吹起来当成了“白色的气球”,天真烂漫地争着抢着奔跑着,还用一只“白色的气球”换取了玩伴的口哨,聊以打发单调的放牧时光;
而在电视中看到现代文明的试管婴儿,都很不安和恐惧的爷爷,竟然不识“白色的气球”为何物,还因为恼羞成怒的儿子戳爆了“气球”而责怪;
无巧不成书,因“气球”的丢失,导致正准备预约做结扎手术的母亲卓嘎意外怀上了老四;而爷爷的去世,让曾经坚信“轮回”的卓嘎,在现实与信仰之间不得不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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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围绕着“现实与信仰”之间的抉择,一众人物纷纷登场:勤恳踏实的藏地硬汉父亲与童心未泯的爷爷;预言“爷爷将转世回到自己家”的上师;远离世俗剃发为尼,守护着她的执念和信仰,心中却有挥之不去的感情残影的小姨“阿尼”;坚信女性不应当仅仅养育孩子,而是应当有独立人格的卫生所女大夫……
影片在一个难以调和的胶着状态中,在两个小儿子终于得到了期待中的“红气球”的开放性结局中戛然而止。而留待观众的无限遐思与激烈讨论却一直在延续,启发着观众对于现代和未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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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正式公映之前,《气球》便已获得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最佳影片”提名;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影展之最”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这也是《气球》的中国首映);第14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金巴)、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吕松野)提名;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最佳影片与最佳女主角(索朗旺姆);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导演与编剧等褒奖,并且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釜山国际电影节……
如今,在距离荣获“金椰奖”最佳影片与最佳女主角一周年之际,《气球》隆重登陆全国院线。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气球》主创团队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左起):出品人、制片人:黄旭峰,出品人:赵晓雯、演员更旦,演员金巴,导演万玛才旦,演员索朗旺姆
万玛才旦曾经说过,《气球》不仅是部电影作品,也是展现当今藏族人民生活和人文情感的窗口,可以用来增进外界对藏族的了解,更新他们的认知,要让藏族人看懂,也要让全世界人看懂,实现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平衡与结合。
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斥着本土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引进与传输之间的撞击和对立,而对于藏区地域形态、风土人情,及芸芸众生寻常生活的展现,更是融入了太多引人深思的灵魂救赎和精神信仰等文化议题。
对于恪守传统的藏族居民,如何在接受现代文明与观念的同时,还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护佑自身文化,在保持文化底色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发展和进步,正是万玛才旦的电影与作品所阐述与探讨的议题。
在《气球》路演的太原站,笔者采访了万玛才旦导演,如下为节录。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轮回”在您的小说和电影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或意象,从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到现在的《气球》,都有所体现。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中,您是如何完善对于这一意象的表达和呈现的呢?
其实也不能说这是我的创作母题,我觉得这跟信仰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主要的一个观点是生命是源源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这个信仰已经深入到藏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当中。所以在讲述藏地故事的时候,很难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信仰割裂开讨论。
在拍当下藏族题材电影时,这些内容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比如说现代化进程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讲当下的事情,所以这些内容的探讨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每部影片的关注点与侧重面可能不太一样。《塔洛》在讲的其实是人的身份问题,讲的是人的孤独和困境;《气球》其实更多是在讲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所以这些内容是会自然而然被带到的。
生死是人生的终极母题,所以佛教里面关于生死的探讨可能会更多,而“轮回”就是关于生死的。所以藏区很多人,面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都能够坦然对待,这和他们对待生命的认知是很有关联的。
《气球》的海报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信仰与现实如何抉择?”片中,在生育权、现实生活压力与信仰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下,您好像更加关注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但又好像也带着一些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助与无奈,您是如何看待片中女主卓嘎的这样一种意识上的觉醒呢?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是的,电影中也确实是想让观众看到她有了一些觉醒,她对现实也有了一定的抗争行动,但是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的女性,我觉得她很难做到彻底地觉醒。
片中作为参照的另一位女性,那位女医生,她对女性自主生育权的认识或者意识就跟女主卓嘎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她更算是那种比较有自主觉醒意识的女性。像卓嘎,我觉得她的那种觉醒是处在萌芽状态的,还很懵懂,不可能做到彻底地、完全地觉醒,于是她的反抗也是相对不彻底的。所以,这个片子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是跟女性所处的困境有关系的。
对,这就是“信仰与现实如何抉择?”的含义。处在这样一个困境,就等于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任何选择其实都是非常困扰的。作为创作者,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很难替这样一个人物去做出抉择,我只能把目光注视着她,然后给予她深深的理解和关怀。
我觉得开放式的结局也特别奇妙,我跟看完电影后的不同观众聊天,大家对于结局她到底有没有打掉孩子,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我觉得观众们对于结局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地域文化中对生育或者对生死的认知也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域,跟观众见面交流就会有不同的反馈,每个人对结尾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说到优生优育,我们注意到,在片中镜头多次扫过了墙上用汉字写的提倡“优生优育”的标语。您的电影中常常会描绘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和物质上的扶持为藏族人民带去了生活上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汉族文化的渗透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对藏族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有些文化习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可能会变得难以流传下去。
影片开头,老人也提到,在那个时候的藏区,摩托车已经逐渐取代了马匹,成为了重要的交通工具。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矛盾性呢?
这个态度在我前面的电影,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塔洛》,到 《撞死了一只羊》中,其实都有很清晰的表达,只是表达的角度或程度不同,但我自己的态度其实很明确。
像这次的《气球》,它确实是讲在那样一个时期里藏族人的生活,就有一些新的东西自然会带进来,有一些旧的东西就受到了冲击,甚至可能面临着危机,甚至可能已经消失了,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个体,其实是很无力的。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其实面对很多这样的现象,你也不能笼统地就说它是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或改变,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大意义或更大层面上的,比如说是现代文化,对某一个区域或者区域文化的影响或者改变。
比如说汉族,我觉得也是同样受到了很多现代文化的影响或改变,当下也已经有很多东西都濒临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或者已经可能被完全改变了,所以大家所面临的就是同样的问题,只是藏区可能就更加凸显。因此针对藏地而言,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留住,也是一个事实。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即使是在藏区,现在的交通运输工具,也已经逐步由车辆代替了马匹。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没错。民族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同质化”之间的矛盾性,已然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甚至在有些方面,汉族的一些文化都不太好保留下来了,跟国内相比,反而是国外的一些华人华侨社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反而会更多。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为了保留藏族的文化习俗与传统,您认为我们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觉得有时候个体的努力是特别微弱的。像汉族文化,作为这么强势的一个文化存在,它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保住,比如说汉语语言的发展,它的保留或者存在,其实是有一个权力方面的保障。而你在面对藏区的藏语时,则会面临很多方面的困难。
比如从实用主义层面考虑,一般的家长觉得可能学了藏语或者藏文专业,孩子不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就业方向,毕业之后就会面临就业的巨大压力,因为就业时可适应的岗位会很少。比如说公务员考试什么的,它整体还是以汉语为主,所以很多藏人就会做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考量,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就会送孩子去上汉语言的学校。这样整个藏语言的发展,其实就失去了一个最基础的力量支撑,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这种危机感其实还是挺大的。
而作为个体,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比如说拍电影,只可能会留住一些东西,但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很可能过了很多年,会有一些研究的价值,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而对语言或者某种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感觉现在全世界的好多民族,好像都在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
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在《旺扎的雨靴》里面,好像小朋友在看藏语版的西游记。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电影《旺扎的雨靴》
对,如今在藏区也有许多汉语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译制片”。但令人遗憾的一点是,在藏区至今都没有一个制片厂,所以藏地的电影工业发展得特别慢,基础的东西还非常薄弱。“译制厂”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汉语的或者外语的电影、电视剧引进来,然后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小时候也就会经常看到翻译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
突然想起来今天的映后,您还有一个新版小说《气球》的签名环节。您曾经提到,《气球》是先有了一版剧本,然后改成了小说,再后来又改成了剧本。能否请您简要分享一下《气球》的创作历程呢?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有了创作这样一部影片的想法与灵感呢?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映后《气球》小说签名环节
这与我一般的创作方式有点相似。我一般都是先以一个灵感入手,当有了一个灵感之后,就会先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分析,究竟是更适合小说的表达还是电影的表达,而后就会很快地进入创作的状态。
就像这次《气球》的创作,灵感产生于很多年前我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路上。有一次经过中关村,就看到了一只红色的气球,在空中随风飘荡,这个意象一下就抓住了我的思路,直觉告诉我,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电影的意象,然后就展开想象,随后又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白气球,就觉得电影里面它可以是核心的元素。慢慢地这个故事的雏形就基本出来了。
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它肯定应该是跟一名女性有关的故事,于是就围绕这位女性和各个家庭成员,整个故事框架的建构就逐渐地清晰起来。
当时,我正在电影学院读硕士,也比较有时间,于是当下就写了这个剧本。记得当时写得还挺快的,后来没有拍成,但我觉得如果把这样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放弃了,还挺可惜的。所以就把它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然后发表了。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笔者手中两个版本的《气球》小说
《气球》中许多长镜头,以及迷离梦幻的场景,都非常耐人寻味。比如在爷爷去世之后,寂静的水面上,倒映着蹒跚老者捻着念珠的样子,而此时的画外音是不断地有人呼唤着“爷爷!爷爷!”然后接下来出现的画面,是路面上另一个年幼的剪影蹦跳着跑回,令观者真的以为爷爷有了可以再次转世重生的机会,这一段的呈现着实令人难忘。
另外,您在《塔洛》与《撞死了一只羊》中也与本片的摄影指导吕松野老师合作过。想请您在此分享一下您对于吕松野老师摄影美学的理解,以及您二位之间合作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吕松野老师最让我钦佩的一点,就是他每次都可以很准确地抓住电影文本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而且能够非常有创意地加以呈现甚至是发挥或创造,这样的例子在各部影片中,意象的展示方面比比皆是。所以他是很有这种敏锐的意象与影像的捕捉与把控能力的。
再加上我们两个人,虽然谈不上太长期的合作,但就通过这么三次的合作,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样的创作过程是非常愉快的,也经常可以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不像两个可能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创作,大家还要探讨,还要磨合,还要揣摩对方。所以有这样一个默契的合作伙伴一起创作,我觉得很幸运,对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点,就是《气球》的片尾字幕中,您还特别鸣谢了王家卫导演,他也是您上一部影片《撞死了一只羊》的监制。能否请您谈一谈与王家卫导演的合作经历与感受呢?
我觉得他作为监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监制,许多事情他都会亲力亲为。从前期的创作,我们就曾有过很多的讨论,直到影片后期的宣发,他都会参与进来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提供极大的帮助。
每一个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都需要很多人的支持,而其中有些人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像王家卫导演对我来说,就是我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贵人,所以,我是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态在向他致敬。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万玛导演与王家卫导演在《撞死了一只羊》首映现场
的电影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与国外大学中展映。在很多外国学者看来,您是中国第一位所有电影均用藏语对白,在展现出藏人主体性的同时,能够在国内外引发深入且持续反响的导演,开创了“藏地新浪潮”。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您也肩负着传播藏民族文化的使命。
说到藏地新浪潮,在您的努力下,也推动了一批藏族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比如拉华加、松太加等等。能否请您谈一谈您自己作为监制,扶持这些青年电影人的一些感受呢?
我觉得电影创作特别不容易,尤其像藏族电影的创作,整体还是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没有被市场完全认可,没有被更广泛地关注,所以这样的创作其实是非常难的。这样的难,我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就很感同身受,渴望提供更多的帮助给青年电影人们。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有一个整体的力量呈现出来。虽然为此会花费很多时间好精力,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有点像使命。虽然这样的帮助或许跟我自己的创作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的,但它可能比我自己创作一部电影让我觉得更有动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神圣的。
再访万玛才旦:我带着感激的心向王家卫致敬
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的使命感,又是怎样理解“藏地新浪潮”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单单从我个人来讲,当然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创作者。这样的自己能更好地创作,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使命就是基于一个藏语电影的现状,所以就被主动或者被动地被赋予这样一个使命,如果藏族电影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环境当中,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那这种责任或者使命或许就不再需要了。
我虽然觉得“藏地新浪潮”的这一说法有点过誉,但有这样的一种提法还是很有很强的积极推动意义的。大概在2010年左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我的一个作品展,提出了“藏地新浪潮”的概念,后来随着松太加、拉华加等青年电影人的崛起,国内电影界也逐渐有了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一概念是对藏地电影区别于以往藏族电影或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称呼。
从2005年我的第一部剧情片《静静的嘛呢石》上映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15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其实挺长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新兴的文化产业,从这个角度讲,它其实又是很短的。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有这样一批相对比较成熟的创作者出现,他们都各自也创作出了自己有代表性的作品,并引起一定的关注,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我自己当然特别高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能够让这样一个势头持续下去,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并且健康顺利地发展与成长,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迫切的。
衷心祝愿您还有这些藏族新导演们,创作出越来越多更多样、更优秀、更丰富的文艺作品,谢谢您接受采访。
结语
时间追溯到美国中部时间2019年10月25日晚8点(北京时间10月26日),第5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圆满落幕,万玛才旦因电影《气球》获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殊荣。颁奖词中写道:这是一部充满幽默和哀伤的亲密家庭电影,它令陪审团感到惊讶并为之动容,同时使我们更靠近这世上最具乡村本色的地区之一。
有人说,去西藏就是一次人生的“修行”。而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一批作者导演,对藏地与藏文化在影视上的神圣体现,或许也是对于“修行”的一次银幕之旅。对于万玛才旦来说,他的文艺创作中始终都永葆初心,并融入了很多个人的成长阅历与人生思考。在他的内心深处,既有着对于传统本土文化的敬畏,也有着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入探索与辩证性思考,他始终步履不停,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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