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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Livin生活 04-04 20:10 关注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2021年4月2日,是第14个世界孤独症日,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在2021年春天来临之前,以「网盘首映」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并在放映一周后就当选了豆瓣口碑电影第二。

这部历经2年,只花费了10万制作成本的独立纪录片,以朴实、平等而温情的视角,把中国2000万心智障碍群体的生活带到了大众视野中,并引起互联网上几个月的讨论。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

这部纪录片出自独立导演蒋能杰。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关注。

2020年春天,一则微博——「独立电影人太惨了,导演就在豆瓣蹲着,谁标记想看,直接关注你然后再私信你,再亲手把地址递给你」上了热搜。

蒋能杰和他历经10年创作的作品《矿民、马夫、尘肺病》也第一次「出圈」。

在此之前,这位守在豆瓣递链接的独立导演,在他的家乡湖南邵阳一渡水镇光安村,已经守了12年,并完成了以留守儿童、抗战老兵等公益题材的纪录片近10部。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这位常常公开自诩「屌丝」「俗人」「和性工作者没区别的」的独立导演,从拿起镜头的那一天起,即使岁月已经在他身上走过了一个年轮,他的心中仍充满了愤怒,他眼里的世界,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面对一个「越来越令人讨厌」的世界,一个人可以改变什么,镜头里的村庄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蒋能杰也不得而知。

但是生活在继续,镜头就会为生活打开。

我们来到蒋能杰的家里,向他一起探讨了「纪录片为谁而拍」。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口述 / 蒋能杰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我是蒋能杰,湖南人,拍纪录片的。

上大学时有个文艺梦,虽然专业学的是工业设计,但是经常一个人写写文章,寄给报社投稿,但都被退回来了。

偶然接触到相机,发现拍视频是我能做好的事情,可以满足我表达的欲望。

7岁那年,外公死于矿难。父亲只上到小学,生活在村子里,是一名矿民,后来患上了尘肺病,当了马夫。

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和父亲来到广州务工10年,我们三姐弟留在老家,成了留守儿童。

之所以想创作,是因为想表达。看到社会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会有共鸣,想用镜头去记录和呈现。弱势群体发声比较困难,我想为他们发声,拍纪录片是我发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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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么多年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本事,其他的要么做不好,要么做得不开心,所以大学毕业12年来就一直拍纪录片。

08年刚毕业那年,我回老家县城的商场当了一段时间的收银员,攒够一台相机钱之后就辞职回到村子里拍纪录片。

一开始我的拍摄对象是村子里的矿民,也就是后来《矿民、马夫、尘肺病》,没想到这部片子10年才拍完。

期间我也拍留守儿童,第一部完成的作品《路》,让我走上了纪录片之路。后来又拍了《村小的孩子》、《加一》和剧情片《矮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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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早期没钱了就在村子里给人拍婚礼,拍完婚礼去别家拍葬礼。只要给我钱就拍。当时觉得拍这玩意儿一天能赚一两百块,比农民工赚得多,挺满足的。

我对物质的需求很低,只要饿不死,就可以拍纪录片。

村子里的收入总是不稳定,后来我还去了北京一家大的影视公司里面上班,每天下班后回到出租屋里剪辑自己拍摄的素材。

那时因为剪辑手腕留下的疟疾至今也没好,早期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夜晚制作出来的。

即便如此,北京也留不住我。每次上班心里都想着村子,手上有点工资我就辞职往村子里跑,反反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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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1年,我参加了一个「空巢老人」计划,给村子里的老人拍照送去参展,就可以拿到一个月2000块的生活资助。

当时我觉得2000块已经很多了,就有了底气可以彻底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村子全职拍纪录片。

做「空巢老人」这个项目时,我给村子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了照。很多老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拍过照片,当我拿着镜头给他们拍照时,他们是很开心的。

每个人都有想表达,被看到的渴望。

有些老人去世了,他们的家人会过来要一张照片,那可能是老人生前唯一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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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支持我做的事情,他的心愿是希望孩子可以出人头地,不要再回到这个村子里来。

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却回来农村当马夫,拿着相机乱晃,他觉得这辈子的希望落空了。

母亲也搞不懂我做的事情,但是看到我生活困难,因为拍纪录片欠人钱了,又总去借钱偷偷帮我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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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拍纪录片时,没什么经济来源,村子里做马夫一天一百块,拍商业片也不稳定,钱一直是一个问题。

那时也没有什么知名度,没钱的时候只好找朋友借钱度过。

负债最多的时候是因为拍摄《矮婆》这部电影,这是我拍过的唯一一部剧情片,故事原型来源于纪录片里拍过的留守儿童。

之所以选择以剧情片的形式去拍摄,一方面是想在创作方面有所突破,另外是希望电影拿到龙标之后能上院线,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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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在中国市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即使这部电影拿了一些奖,但是票房惨淡,让我背负上了六十多万的债务六年。

直到去年《矿民、马夫、尘肺病》火了,收到不少打赏之后,才还清这笔钱,真正结束了负债10年的生活。

我还是更想拍独立纪录片,一方面我不用和太多机构打交道,自由表达和把控的部分多一点。

因为片子拍摄和后期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和团队完成,不算自己的生活成本,一部纪录片十几二十万就能完成。

作品参赛获奖拿到的奖金、观众打赏的电影票钱,和我们团队去拍一些商业视频,回本比较容易。只要上一部片子回本了,我就可以拍下一部了。

我计划每隔10年才拍一部剧情片。事实上,我已经在筹备下一个剧情片了。故事还是发生在我们的村子里,故事主人公还是村子里的人。

为什么这个故事要以剧情片的形式去拍,是因为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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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看到观众用「粗粝」「苦涩」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我的作品,在《矿民、马夫、尘肺病》火了之后,网友经常用「惨」字来形容我。

这些词用来形容纪录片里人物的命运更准确,但是我个人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正好我在关注社会的时候,社会也在关注我。

我对物质的确没什么需求,有饭吃,别冷着就可以。当了丈夫和父亲之后,尽量保障家庭的开支,承认和接受自己没有买房子的能力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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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早期「空巢老人计划」每个月资助我2000块,资助了一年,我可能也没有那么顺利全职拍纪录片。期间资金困难,向朋友开口也总能借得到钱,甚至欠条都不要一张。

有了作品之后,偶尔会收到大家的资助,几百几千块能解决不少问题,甚至有一次收到过一笔三万块的赞助,连片尾鸣谢署名都不要。

作品线上放映的时候,陆续会收到观众的打赏,线下合作机构放映收取的门票钱,几十个人一场,卖个门票钱也能补充一点收入。

当然了,这些打赏的钱是不够拍一部纪录片的,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拍摄部分商业视频来补助纪录片拍摄的开支。

我对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很感激的,所以会在每部片子末尾和自制的纪念光盘封面,署上他们的名字,以表达我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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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民、马夫、尘肺病》之前,我已经拍了10年纪录片。这部片子火了之后,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当然麻烦也多了。

除了这部片子的打赏帮我还清了多年的债务之外,我的生活没什么改变。我就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该干嘛还是干嘛。

我经常说不要神化所谓艺术家的工作。不同的人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拍纪录片也好,做乡村公益图书馆也好,并不觉得比街上捡垃圾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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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纪录片有流传性,这种性质把这份工作放大了,但是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劳动。我就是一个俗人,纪录片导演和性工作者本质没有任何区别。

当初拍纪录片也是私人情感驱动,留守儿童题材的《村小的孩子》,情感来源于我自己就是一个留守儿童。

《矿民、马夫、尘肺病》,里面一个主人公就是我的父亲,他曾经是矿民,得了尘肺病之后做了马夫,我的外公也死于矿难。老兵题材《龙老》和《常春庵》,拍的也是村子里的乡亲。

其他事情做不好,而这件事情是我做得开心的,能为弱势群体发声,我就继续干下去了。后来也拍摄了更多的题材,像今年这部关于心智障碍群体的《一切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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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这几年做了乡村公益图书馆项目,也是因为小时候没书看,知道书籍贫乏的感觉。

当因为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被关注之后,陆续收到了朋友和社会上捐赠的书籍,我就顺理成章地做成了一个乡村公益图书馆项目,让孩子想看课外书时起码借得到。

我们每年都筹资十几万来维持着图书馆的运营,但经常有家长向我反映,图书馆旁边不知道开了多少赌场和麻将馆,成年人围在那赌博。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

教育是很长远的,我们要改变一代人,至少需要两代人的努力。

常有人问我,拍摄这个村子12年了,村子里有什么变化。

硬件设施变好了,楼房越盖越高,交通越来越便利。但是儿童该留守的还是留守,因为父母在家不挣钱,全到城市打工,这个是我无法改变的。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在老家开工厂,给村民们提供工作机会,大家都从城市回来,孩子就可以离父母近一点了。

但是我这辈子都做不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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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热爱中国这片土地的。包括出生的村子,包括香港,我们这个国家地图上所有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小孩,我是很爱的。

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初衷不是挑起仇恨,是希望大家去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都有些什么人在推动。

纪录片是一种对话,而不是对抗。就像我们拍《一切都会有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社会对这些心智障碍的群体多些理解、少些偏见,真正尊重他们作为人的自主权利。

我欢迎大家来批评我的作品,而不是来批斗我拍摄作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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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崛起,其中一部分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农民工。那农民工的孩子们呢?当城市强大的时候,那些留守儿童有没有被看到?如果企业还拖欠农民工的薪资,那他们孩子的学费怎么办?

当一代儿童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成长,没有得过充分的爱,我们如何指望他们长大成充满爱的大人?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没有爱,我们又怎么指望这个社会充满爱?

就像我们那部片子《矿民、马夫、尘肺病》,多少人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他们却无法发声。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看见他们。

你说城里边这么漂亮,交通这么便利,背后也有这些农民工的努力。

其实我们生活在城市,都已经很难在市区看得到农民工的身影了。如果地铁上看到他们了,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善意的眼光。

这个城市也是这些农民工建设起来的,包括脚下这一条地铁。今天他们来坐地铁不知道怎么走了,你看到了你就带他一下,至少告诉他一下。

这是权利,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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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纪录片12年,之所以能够保证一年一部作品的产量,源自强烈的表达欲。今天表达的动力和12年前还是一样,因为愤怒。

36岁的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困惑。

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变成我讨厌的样子了。为什么人没有选择?为什么人活得没有尊严?为什么生活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孩子未来到底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当初大学毕业因为想拍矿民与尘肺病,我回到村子里,拍下了村子里的乡亲和自己的父亲。其中有的故事里的主角已经辞世。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当剪辑着这部片子时,我儿子坐在我的膝盖上,指着屏幕说——「爸爸,这是爷爷!」

每剪到他爷爷的画面时,他都要求我停下来给他看看爷爷,充满兴趣,兴高采烈的样子。

但是孩子哪里会懂得,画面里爷爷的命运。

我曾经是留守儿童,我希望这样的命运尽量不要发生在我的下一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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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不会离开家庭和孩子一个月以上。只要在家我下午都会去学校接他们放学,晚上陪着他们玩上两个小时,在床上玩枕头大战,给他们读睡前故事。

我对我的孩子没什么要求,我不是一个听父母话的孩子,我希望他们也不要听我的话。我们应该要把自主权回归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是尊重和平等的开始。

如果说12年前拍摄纪录片是为了上一代人而拍,往后的纪录片也会为了下一代人而拍。

因为我希望,下一代可以生活在一个更有尊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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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路》开始,蒋能杰和团队仍在跟拍其中一位主人公,至今已经12年。

故事里的主人公已从一名留守儿童,变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很有可能未来她的孩子也会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而蒋能杰,这位为了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而举家搬迁到广州的父亲,一闲下来,仍忍不住拿起摄像机就往湖南邵阳一渡水镇光安村里跑。

「纪录片导演从来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者。但只要我有一台相机,我看到了,我就会为这一代人记录下来。」

从湖南到广州,他用镜头为边缘人群呐喊,却一直活在网盘里

撰文:终于实现心愿的human being

编辑:唯一心愿是大家能守时的小李

设计:假期加班第一天的郭总

摄影:喜欢湖南烟熏肉的santo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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